印度一直在努力保護本國工業。目前印度已經退出16國進出口合作——RCEP的討論，并試圖與日本、韓國等其他國家進行單獨討論。而近日，印度又宣布了一項決定。
據3日晚間消息，印度將對350種被視為“非必需品”的商品增加進口費用。據悉，印度已經確定了具體的清單，包括玩具、電子產品和紡織品等產品。除此之外，印度還將為這些產品增加一項“質量檢查”。
對此，印度表示將有利于其國內產業的發展。而分析師則指出，印度此舉有可能將對中企的產品流入印度市場造成影響，因為僅電子產品一項，中企供應就占據了印度總進口量的30%，相當于每年200億美元（約1411億元人民幣）。
另外，印度約95%的進口玩具來自中國。此次印度再次出臺新規以對玩具的質量控制要求來限制中國商品進入印度市場，達保護本國產業的目的，據悉，樣品將從每批貨物中隨機抽取，并送至實驗室進行檢測，海關將根據檢測情況履行質檢要求。顯然并沒有想過給予相關企業過渡期。這將導致我國許多生產企業無法及時調整生產和出運。不符合新規將無法在印度清關最后可能甚至被銷毀，費用由進口商承擔。我國部分企業獲知消息已停止向印度出運相關產品貨物。
實際上，印度并非此刻才開始保護本國產業。在過去六年里，印度對農產品、紡織品和電子產品等許多產品流入該國市場的費用都有所上調，而這也恰恰暴露了印度經濟的結構性問題。
眾所周知，印度一直致力于發展制造業，但目前制造業在該國GDP中的占比僅15%，而且增速緩慢，無法為印度經濟帶來內生性的增長動力，印度產品的競爭力也因此相對較弱。然而，盡管一路為其本土產品保駕護航，印度的經濟數據依然令人擔憂。最新數據顯示，今年第三季度，印度的GDP增速僅錄得4.5%，比第二季度的5%還要低；而相比起去年第二季度的高位（8.2%），則更是一次急劇下降。顯然，單方面的保護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印度的經濟問題。
分析師指出，印度曾創下“平均每天修27公里高速”的記錄，但基礎設施建設不足仍是該國工業發展的最大阻礙。雖然印度目前和日本、歐洲國家在鐵路建設上都有合作，但從長遠來看，印度未來還是不得不向“望向海外”，而中企將是其唯一具備資本、技術、效率、經驗和行動力的最佳合作對象。
印度經濟下滑不同以往
印媒：印度面臨“西方式”減速
《印度快報》網站11月30日發表了一篇題為《不一樣的經濟下滑》的文章。文章稱，對印度來說，經濟增速長期大幅放緩并不新鮮。自獨立以來，印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至少遭遇8次歷時兩年或更長時間的大幅下跌，目前這次是2018-2019年。
文章稱，直到上世紀80年代，印度的經濟放緩主要是由干旱導致的農業部門收縮、戰爭或國際收支壓力造成的。只有到近30年來，相對于其他宏觀經濟因素，農業在拉低或推動整體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才有所減弱。
相比之下，當前的經濟減速——從2018年一季度到2019年三季度，每個季度的GDP增速都有所下降，幾乎沒有復蘇的跡象——這是絕無僅有的。首先，它發生在明顯的政治穩定時期，掌權的是單個政黨占多數的政府中地位毋庸置疑的領導人。
其次，此次經濟增長放緩也不是由于普通的“F”因素（食品、外匯和財政）造成的。如今，農業幾乎只占印度GDP的15%，而2016年10月至2019年10月，年均食品消費價格通脹率僅為1.59%。印度也沒有出現國際收支危機；事實上，外匯儲備在今年11月22日達到了創紀錄的4486億美元。莫迪政府可能已偏離了將財政赤字減少到GDP的3%的原定計劃，但2014/15年至2018/19年的平均3.7%要比團結進步聯盟執政五年期間的5.4%好得多。
文章稱，如果說莫迪時代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政治和宏觀經濟的穩定。莫迪政府也沒有經歷過戰爭或油價飆升等“外部”動蕩。即使2018年開始的美中貿易沖突對印度經濟的影響，也無法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或者2013年的“縮減恐慌”相提并論。
文章認為，與之前的經濟放緩不同，前幾次的先兆或者誘因都是食品、外匯、宏觀經濟方面的輕率行為或者外部沖擊等供給側的緊張造成的，而印度現在遭遇的經濟放緩更多是“西方式”的減速，并因為國內政策失誤而加劇。
這次經濟放緩的核心原因是雙重資產負債表問題——即民營企業在2004年至2011年的投資熱潮中積累的債務，變成了主要是公共部門銀行的不良資產。類似的不良貸款增加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也曾出現過，迫使銀行清理資產負債表，而印度公司也進行去杠桿化，這影響了瓦杰帕伊政府時期的經濟增長。
文章稱，但當時與現在的區別在于，這次的雙重資產負債表問題，盡管早在2014年12月就由政府前首席經濟顧問阿文德·蘇布拉馬尼安指出過，但還是被放任惡化，并蔓延到非銀行的金融公司和房地產等比鋼鐵、電力或紡織具有更大“傳染性”的行業。
更糟糕的是，廢鈔行動和毫無準備地推出全國統一商品和服務稅給農民、小生產商和中小企業帶來了傷害，而他們是最不應該為雙重資產負債表問題擔責的人。非正規經濟部門的就業和收入損失反過來抑制了消費需求，包括對上市公司和其他有組織的企業的產品的需求，而這些企業原本應該從廢鈔行動和統一商品和服務稅中獲益。
文章認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切都發生在一個政治和宏觀經濟都非常穩定的時期。如果以經濟史為鑒，西方模式的減速——主要是信心、情緒和“需求”危機——往往曠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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